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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主要從比較法的角度來分析幫助造假者是否要承擔民事責任的爭議。我國司法解釋雖然已經(jīng)明確規(guī)定了幫助造假者的民事責任，但是關于幫助造假者的主觀狀態(tài)和責任范圍等規(guī)定與信息披露義務人的責任頗不相同。因此，分析相關法理爭議，有助于理解和解釋我國幫助造假者民事責任構成要件、責任范圍和責任形式的特殊性。

（一）反對幫助造假者承擔民事責任的理由

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的系列判決，都明確不支持投資者向幫助造假者索賠。但是，美國證監(jiān)會可以向幫助造假者進行民事追償。與我國司法解釋規(guī)定較為契合的案件是Stoneridge案。本案的基本案情為：發(fā)行人Charter公司為了虛增營業(yè)收入，和上游兩個客戶Scientific-Atlanta公司和Motorola公司約定以高價購買客戶的機頂盒，同時這兩個客戶將差價以廣告費方式支付給發(fā)行人，后東窗事發(fā)，投資者起訴幫助發(fā)行人造假的客戶Scientific-Atlanta公司和Motorola公司。本案的關鍵法律問題為：幫助造假者Scientific-Atlanta公司和Motorola公司是否應當向投資者承擔虛假陳述民事責任？對此，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認為，幫助造假者不應當承擔民事責任，主要理由是：一是投資者交易與幫助造假者的行為之間缺乏交易因果關系；二是幫助造假者并非法定信息披露義務人；三是巨額的賠償責任將損害美國證券市場的吸引力。

我國臺灣地區(qū)對于幫助造假者的民事責任也持有較為嚴格的立場（但司法實踐有不同的判決結果出現(xiàn)），主要理由是幫助造假者并非信息披露義務人，并未在公開披露的文件上簽名，并且投資者也缺乏對于幫助造假者行為的信賴要件。例如，在“立大農(nóng)畜案”中，法院認為，原告系主張因信賴財務報告之真實性而受有損害，則其因果關系應僅限于因財務報告不實所致之損害，孫王○珠、曾王○琴二人既無編制審核財務報告之權限，縱其有幫助王○晟為挪用侵占款項之行為，而應對立大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但對原告所受之損害，因無編制審核財務報告之權責，故無因果關系可言，自無庸與立大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

現(xiàn)就反對幫助造假者承擔民事責任的理由，依次具體分述如下。

1.投資者交易與幫助造假者行為之間缺乏交易因果關系

美國和我國臺灣地區(qū)判決不支持投資者索賠的主要理由是，由于幫助造假者所提供的虛假信息并未直接公開在證券市場上，而是經(jīng)過發(fā)行人或者中介機構按照法規(guī)要求加工整理之后才公開的。因此，投資者并非是因為信賴了幫助造假者所提供的虛假信息，而是信賴了發(fā)行人等所披露的虛假陳述而從事交易行為，因而投資者交易行為與幫助造假者所提供的虛假信息之間的交易因果關系因太過遙遠（too remote）而不能成立。也有學者認為，“無論如何，被告范圍不宜過分擴張、鏈條并非越長越好，否則不僅在技術上容易引起因果關系認定上的瑕疵，更有可能會助長虛幻的安全感，誘發(fā)輕率的投資交易，到頭來加重失望”。

2.幫助造假者并非信息披露義務人

幫助造假者并非證券法等法律所規(guī)定的信息披露義務人，其未制作也未公開披露虛假陳述，更未在年報等公開披露的文件上署名。因此，幫助造假者并沒有義務保證發(fā)行人所披露信息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既然幫助造假者并未違反其證券法等法律所規(guī)定的義務，也就無須承擔民事責任。

3.巨額的民事責任將減損資本市場的吸引力

證券虛假陳述侵權行為所導致的損失屬于純粹經(jīng)濟上的損失，其原告范圍和損失規(guī)模等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因此如果讓幫助造假者承擔民事責任，尤其是僅具有一般過失的幫助造假者承擔民事責任，可能會導致其承擔遠超過過錯程度和原因力的投資者損失，這將是其不可承受之重。如此做的結果是，將影響到這些主體與上市公司合作，從而影響資本市場的吸引力。

（二）對反對理由的商榷

1.基于欺詐市場理論，交易因果關系被推定成立

就缺乏交易因果關系的反對理由，由于法院在證券虛假陳述民事訴訟中普遍采用欺詐市場理論（fraud on the market theory）來推定交易因果關系（或信賴要件）成立，即普通投資者不需要舉證證明因為真實信賴了發(fā)行人的虛假陳述而進行交易，只要證明虛假陳述對證券價格產(chǎn)生了明顯影響即可。投資者以被虛假陳述影響的價格而購入證券即被推定為信賴了發(fā)行人的虛假陳述?！霸谝粋€開放而且發(fā)展良好的證券市場上，證券價格反映了關于證券發(fā)行人的所有公開信息，包括錯誤虛假的信息。既然所有的信息都反映在證券的市場價格上，那么，所有接受了該證券的市場價格而從事交易的投資者都可以被看作信賴了所有的信息（包括虛假陳述信息）而進行交易?！笔枪剩P鍵問題不在于投資者是否信賴幫助造假者的虛假信息，而是該虛假信息是否影響到了證券價格，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則交易因果關系即被推定成立。換言之，就投資者交易與幫助造假者行為之間是否存在交易因果關系的本質是探究幫助造假者所提供的虛假信息是否對發(fā)行人的虛假陳述具有重大影響。事實上，就幫助造假者參與的非證券虛假陳述案件，包括交易因果關系在內(nèi)的因果關系要件也是被推定成立的，“為消除受害人證明因果關系上的困難，侵權法上將教唆人、幫助人等同于共同侵權行為人，讓他們與直接加害人一起就受害人的全部損害承擔賠償責任。受害人無須證明教唆人、幫助人的行為與損害的因果關系，只要證明存在教唆行為或幫助行為，即可使得教唆人或幫助人與直接侵權人一起承擔連帶責任，有利于保護受害人的合法權益”。

2.侵權責任規(guī)則的適用

如前所述，證券虛假陳述民事責任屬于特殊的侵權責任，在《證券法》未作特別規(guī)定的情況下，應當適用《民法典》侵權責任編的一般規(guī)定。雖然幫助造假者并非信息披露義務人，但是如果確有證據(jù)證明其參與到了發(fā)行人的虛假陳述行為之中，即使不適用《證券法》關于信息披露義務人虛假陳述民事責任的規(guī)定，也可以適用《民法典》侵權責任編中關于幫助教唆者的規(guī)定來追究其民事責任。當然，投資者有義務對幫助造假者民事責任的構成要件進行舉證證明。從這個意義上說，區(qū)分信息披露義務人的主要作用在于投資者的舉證義務不同，針對信息披露義務人的虛假陳述責任，《證券法》采用了不同于《民法典》中一般侵權責任的歸責原則，即發(fā)行人承擔無過錯責任，控股股東與實控人、董監(jiān)高等承擔過錯推定責任，這種歸責原則極大地減輕了投資者的舉證義務。

3.民事責任可以合理限縮

就巨額的民事責任減損資本市場吸引力的擔憂，其一可以通過限制幫助造假者的主觀要件（如僅限于故意）和責任形式（如比例連帶）等予以合理限縮。對此，耿利航教授認為，“欺詐參與人都應承擔賠償責任，但按照參與程度、過錯大小承擔相應的比例賠償責任”，從而在結果上確保幫助造假者的民事責任與其對于造成投資者損失的原因力等相適應。其二，雖然要求幫助造假者承擔民事責任可能會增加企業(yè)與上市公司交易的成本。但是，這種責任機制有利于保護投資者，并吸引更多的投資者投資于該資本市場，因此很難講追究幫助造假者的民事責任就一定會損害資本市場的吸引力，至少法院在論證該點時，應做一些實證研究來予以證明，但很遺憾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并未做這樣的實證研究，使得該判決難以服眾。更何況，這種政策層面的因素更適合議會在修改證券法時予以考慮，法院不適合對此作出判定。

總之，筆者認為，不論是美國司法實踐還是我國臺灣地區(qū)的部分判決否定幫助造假者向投資者承擔民事責任的理由并不充分，相反贊成幫助造假者承擔民事責任的理由反而更具有說服力。因此，我國通過司法解釋的方式明確規(guī)定了幫助造假者的虛假陳述民事責任，值得贊同。當然，在解釋和適用相關法條時，需要特別注意反對者的意見，合理確定幫助造假者的主觀要件和責任形式，以免使發(fā)行人等的交易對手方因為“深口袋”（如提供函證的銀行）而動不動就被原告起訴，添加不必要的訴累。

幫助造假者承擔民事責任的主觀要件應為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短摷訇愂鋈舾梢?guī)定》第22條對于幫助造假者主觀要件的規(guī)定是，“明知發(fā)行人實施財務造假活動，仍然為其提供相關交易合同、發(fā)票、存款證明等予以配合，或者故意隱瞞重要事實致使發(fā)行人的信息披露文件存在虛假陳述”。

司法解釋的上述規(guī)定充滿了歧義，例如，幫助造假者隱瞞的事實須具備重大性，若其提供的交易合同等不具備重大性，是否還需要承擔責任？雖然幫助造假者隱瞞了重大事實，但是其無法預見發(fā)行人會從事財務造假活動，是否還需要承擔責任？為何前者的表述是“財務造假活動”，后者的表述卻是“信息披露文件存在虛假陳述”，難道說幫助造假者積極作為僅限于發(fā)行人財務造假的場合，而不限于其他虛假陳述的場合（如對于發(fā)行人資質虛假陳述）？顯然，司法解釋按照幫助造假者是積極作為還是消極不作為來對主觀要件等進行規(guī)定，存在著邏輯上的不周延之處，因此有必要對幫助造假者的主觀要件進行邏輯更為嚴密的認定。

（一）幫助造假者主觀要件的裁判觀點

在目前為數(shù)不多的針對幫助造假者民事責任的案件中，法院就主觀要件并未嚴格按照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展開論證，說理也過于簡略。例如，在深圳前海黑駿壹號投資合伙企業(yè)（有限合伙）與王某某等證券虛假陳述責任糾紛上訴案中，法院認為：“涉及青島農(nóng)商銀行、日照銀行青島分行的詢證函和對賬單上所加蓋的銀行印章與其預留的印鑒明顯不一致，且黑駿壹號或中興華事務所均沒有證據(jù)證實該印章由青島農(nóng)商銀行、日照銀行青島分行所加蓋，或青島農(nóng)商銀行、日照銀行青島分行對他人加蓋印章的行為知曉但未提異議，也即在案證據(jù)不能證實青島農(nóng)商銀行、日照銀行青島分行對案涉虛假陳述存在過錯。故，黑駿壹號主張青島農(nóng)商銀行、日照銀行青島分行承擔賠償責任，依據(jù)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狈ㄔ菏菑囊话氵^錯的角度來分析商業(yè)銀行是否需要承擔責任，并未嚴格按照司法解釋的要求，就“明知”“故意”等主觀狀態(tài)進行分析。

在前述柏堡龍案中，法院認為，沒有充分的證據(jù)證明幫助造假者等存在過錯，故他們無須承擔責任。本案中，法院的判決也不符合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一是法院要求原告提供充分的證據(jù)，而司法解釋只要求提供證據(jù)即可，并未要求達到充分的程度；二是如同前案一樣，法院僅認為幫助造假者沒有過錯，并沒有嚴格按照司法解釋的要求，就“明知”“故意”等主觀狀態(tài)進行分析。本案中，柏堡龍公司子公司深圳衣全球聯(lián)合設計有限公司將2.835億元預付工程款轉入給柏堡龍公司所控制使用的銀行賬戶，用于柏堡龍公司體外資金循環(huán)等用途，該行為導致柏堡龍公司在2017年至2019年年度報告中未如實披露“其他非流動資產(chǎn)”報表項目的情況，在2018年年度報告中未如實披露募集資金使用的情況。在證監(jiān)會對此已有明確行政處罰的情況下，如果法院還認為證據(jù)不充分且子公司并無過錯，則應當進行更為詳細地解釋和說明。

（二）幫助造假者的主觀要件須包括知情且故意

結合司法解釋關于幫助造假者主觀要件的規(guī)定和《民法典》侵權責任編下幫助造假者的主觀要件學理，筆者認為證券虛假陳述幫助造假者的主觀要件有二，即知情且故意：一是幫助造假者知道或者可預見到發(fā)行人將要從事或者正在從事虛假陳述行為（知情）；二是在前者條件下，幫助造假者依舊向發(fā)行人或者中介機構提供重大的虛假信息、隱瞞重大信息或者提供其他類型的幫助（如指導發(fā)行人如何造假）（故意）。

1.幫助造假者的知情要件

司法解釋規(guī)定，在幫助造假者積極行為的情況下，其須明知發(fā)行人從事財務造假活動，而在幫助造假者消極隱瞞的情況下，則不需要該明知條件。這種不同的區(qū)分，并沒有堅實的理由。不論是積極行為還是消極不作為，只有在幫助造假者知道或者可預見到發(fā)行人將要從事或者正在從事虛假陳述行為的情況下，其才可能承擔責任。

按照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幫助造假者應當明確地知道其提供的虛假信息等將用于發(fā)行人的虛假陳述行為，幫助造假者才可能承擔民事責任。如果幫助造假者不明知其提供的虛假信息會用于虛假陳述（但是并不違反其意志或者說在其可預見的范圍之內(nèi)），則幫助造假者不應承擔責任。該規(guī)定過分限縮了幫助造假者的主觀狀態(tài)，徒增訴訟爭議，不利于保護投資者利益，應當予以糾正。

就幫助造假者提供的虛假信息，發(fā)行人可能與幫助造假者約定將之用到非公開披露的文件中（例如欺詐稅務機關），但是由于幫助造假者一旦提供虛假信息，就已經(jīng)無法有效地監(jiān)控發(fā)行人如何使用該信息，其能夠預見到該虛假信息可能會被用到發(fā)行人的虛假陳述行為中，因此一定要原告舉證幫助造假者的明知狀態(tài)，原告的舉證難度將極大（這可能也是司法解釋生效之后尚未有幫助造假者被判承擔責任的主要原因），同時也將給予幫助造假者過多的抗辯機會，徒增訴訟爭議，使得本條規(guī)定淪為宣誓性條款。因此，本條所規(guī)定的明知要件應解釋為幫助造假者知道或者可預見發(fā)行人的虛假陳述行為?？深A見性同樣在明知的可解釋范圍之內(nèi)。例如，在刑事案件中，“明知就是指知道、認識到、預見到，或者說，預見屬于明知；沒有必須將明知中的‘明’作為一個定語限定‘知道’”。在民事案件中，也應當同樣解釋。因此，在前例中，即使發(fā)行人向幫助造假者承諾虛假信息僅用于稅務方面使用，但是由于后續(xù)發(fā)行人是否會履行其承諾，幫助造假者也無法控制，因此幫助造假者可以預見到該虛假信息可能被發(fā)行人用來進行財務造假等活動，欺詐投資者，同樣屬于知情。

在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訴上海富誠海富通資產(chǎn)管理有限公司等證券欺詐責任糾紛案（下稱美吉特案）中，上海金融法院認為，“華泰證券公司作為專業(yè)的證券服務機構，通過一般注意即可對燈都公司、基礎資產(chǎn)真實性產(chǎn)生合理懷疑的情況之下，通過有意未調(diào)查或未全面調(diào)查華泰證券公司應當并且可以調(diào)查的資料，如燈都公司含有付款方信息的完整銀行流水、對租戶的有效走訪、燈都公司的財務賬冊等材料，而故意隱瞞了燈都公司以及基礎資產(chǎn)的真實情況，甚至存在放任燈都公司制作虛假租賃合同、提供虛假財務信息的重大嫌疑”。本案中，上海金融法院并不要求華泰證券公司明知發(fā)行人從事虛假陳述行為，而是認為華泰證券公司對于發(fā)行人的虛假陳述行為持有放任和無所謂的態(tài)度，即發(fā)行人的虛假陳述并未超出幫助造假者華泰證券公司的可預見性范圍。

2.幫助造假者的故意要件

所謂故意，是指幫助造假者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提供的證明信息等是虛假的，還向發(fā)行人或者中介機構提供，或者有意隱瞞信息。如果幫助造假者不知道或者不應當知道提供的信息是虛假的，則無須承擔賠償責任。該要件顯然排除了幫助造假者一般過失或者重大過失的情況，是對一般侵權責任中幫助造假者主觀要件的目的性限縮，具有合理性。其主要理由在于按照我國司法解釋規(guī)定，首要行為人例如發(fā)行人的控股股東或者董監(jiān)高等，只有在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的情況下，才承擔民事責任。因此，就居于次要地位的幫助造假者而言，其主觀要求至少應當與首要行為人相同，即故意或者重大過失。同時考慮到，幫助造假者畢竟不是公開披露文件的制作人，對于公開披露的文件沒有最終的決定權，因此其承擔責任的主觀要求應該高于首要行為人，因此規(guī)定為故意較為合適。

發(fā)行人承擔虛假陳述民事責任的前提是虛假陳述具有重大性。因此，若幫助造假者提供的虛假信息或者隱瞞的信息本身不具有重大性，即使發(fā)行人將之公開披露，該公開披露的信息同樣不具有重大性，因此幫助造假者無須承擔責任。該重大性標準應采用客觀標準，即一般理性投資者認為該信息是否會影響其投資決策或者采價格敏感性標準來判斷，而不應從幫助造假者自身角度來判斷該信息是否有重大性。

此處需要討論的是，如果單個幫助造假者所提供的虛假信息不具有重大性，但是多個幫助造假者所提供的虛假信息合并起來即具有重大性，則如何確定信息是否具有重大性？例如，下游客戶與發(fā)行人簽訂虛假購買合同，單個客戶的虛假合同金額并不具有重大性，但是有數(shù)十個這樣的下游客戶分別與發(fā)行人簽訂虛假購買合同，則合并計算虛假合同就具有重大性。對此，筆者認為，司法解釋對于幫助造假者的主觀要件要求比較高，在單個幫助造假者的虛假信息不具有重大性的前提下，如果要求其對其他幫助造假者的行為也承擔責任，顯然對于其責任承擔要求過高，也超出了司法解釋所規(guī)定的“由此導致的損失”，是故只要單個幫助造假者的虛假信息不具有重大性，其就無須承擔民事責任。

就幫助造假者的責任范圍，司法解釋的用語是幫助造假者賠償原告投資者“由此導致的損失”；就責任形式，司法解釋并未明確，應當參考《民法典》侵權責任編的相關規(guī)定。

（一）責任范圍：幫助造假者的行為與投資者損失之間具備損失因果關系

司法解釋規(guī)定，幫助造假者的責任范圍僅限于其幫助行為本身對投資者所產(chǎn)生的損失。換言之，幫助造假者的行為與投資者損失之間應當具備損失因果關系。如前文所一直強調(diào)，虛假陳述行為所導致的投資者損失為純粹經(jīng)濟損失，如果對于責任范圍不加以限制，則幫助造假者將承擔遠超其原因力等的賠償責任，不符合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因此，筆者支持司法解釋將幫助造假者責任限定為僅因幫助造假者行為所導致的投資損失，即有學者所稱的“區(qū)分原則”。例如，發(fā)行人虛增營業(yè)收入金額為5億元，幫助造假者提供了1億元的虛假合同信息，如果投資者的損失總額為1 000萬元，則幫助造假者所承擔責任范圍的上限為200萬元，即1 000萬元的五分之一。或者，發(fā)行人從事了多個虛假陳述行為，包括虛構營業(yè)收入、違規(guī)擔保、大股東侵占財產(chǎn)等，投資者總的損失為1 000萬元，幫助造假者僅為發(fā)行人虛構營業(yè)收入提供了幫助，則法院應當根據(jù)不同虛假陳述行為所導致的虛假金額數(shù)量和對證券價格的影響等來綜合判斷，就虛構營業(yè)收入行為，幫助造假者應當向投資者所承擔的民事責任。如果假定法院判定虛構營業(yè)收入造成的投資者損失是200萬元，由于假設的200萬元投資損失中，既包括了幫助造假者的幫助造假行為，又包括了發(fā)行人的財務造假行為，甚至包括了中介機構的未勤勉盡責行為，因此法院應當準確地判斷這三者之間如何共同承擔這200萬元的損失。

（二）責任形式：幫助造假者應承擔比例連帶責任

按照《民法典》第1169條的規(guī)定，幫助造假者與發(fā)行人等構成共同侵權行為，對投資者應當承擔全額連帶責任。因此，在前例中，理論上投資者可以要求幫助造假者承擔200萬元的民事責任，幫助造假者在承擔完畢后，可以再向發(fā)行人或者中介機構等追償。但是，如前所述，司法解釋明確規(guī)定幫助造假者僅承擔由于其幫助行為而產(chǎn)生的投資損失，如果幫助造假者承擔了200萬元的責任，事實上已經(jīng)超過了由其行為所導致的投資損失。理由在于，雖然承擔了200萬元賠償責任的幫助造假者可以進行內(nèi)部追償，追究發(fā)行人等的責任，但是司法實踐中這種內(nèi)部追償?shù)陌讣缚蓴?shù)；更為關鍵的是，發(fā)行人在多數(shù)情況下已經(jīng)沒有清償能力，即使幫助造假者能贏得訴訟，大概率也無法獲得發(fā)行人的賠償，此時事實上幫助造假者承擔了超過其行為所導致的投資損失。如果罔顧司法實踐的現(xiàn)實狀態(tài)，不在證券虛假陳述案件中調(diào)整適用《民法典》連帶責任的規(guī)定，結果就是過分加重幫助造假者尤其是僅提供幫助行為的幫助造假者責任，不符合侵權責任中的比例原則。正如有學者所擔心的那樣：“從法律設計的衡平角度思考，試想，證券詐欺的次要行為人，如協(xié)助侵占的公司員工、配合廠商、投資銀行等，即使其系知情而參與其中，通常并非證券詐欺的主要獲利者，且多僅負擔整個詐欺活動的一部分，若主要行為人如發(fā)行人、公司董事等破產(chǎn)、脫產(chǎn)或逃亡，次要行為人實質上有可能必須連帶負擔全部的賠償責任，是否過于嚴苛？而有不合比例責任之虞？”

據(jù)此而言，合乎司法解釋規(guī)定，并且也是目前司法實踐通行的做法是，法院應當判決幫助造假者對于前例所舉的200萬元投資損失與其他被告承擔比例連帶責任，法院可根據(jù)幫助造假者在虛假陳述行為中所起到的作用、對損失的原因力以及投資者對于虛假陳述行為的信賴程度等來確定各被告之間的適當比例。

一旦確定好比例，該比例即為幫助造假者就其行為所應承擔的終局責任，其在承擔責任后，不能再向包括發(fā)行人在內(nèi)的其他被告追償。相反，如果發(fā)行人等承擔全部責任后，其有權再向幫助造假者追償。例如，在前例中，對于 200 萬元的投資損失，法院判決發(fā)行人對外承擔 100% 的民事責任，幫助造假者應當與發(fā)行人對外承擔20% 的連帶賠償責任，即40萬元的民事責任。如果幫助造假者向投資者承擔了40萬元的民事責任，其不能再向發(fā)行人追償，因為該責任為其應當承擔的終局責任；相反，如果發(fā)行人承擔了200萬元的賠償責任后，其可以再向幫助造假者追償40萬元。但是，有法官認為，“可以明確的是，中介機構對投資者承擔的比例連帶責任并非內(nèi)部追償?shù)谋壤?。比例連帶責任系對外責任，并非內(nèi)部責任份額的劃分，不能將判決主文中明確的對外承擔責任比例直接作為連帶責任主體內(nèi)部的追償比例，而應在外部責任比例的范圍內(nèi)，全面考量各責任主體的知情程度與主觀態(tài)度、職責相關性、作用原因力、專業(yè)知識背景等因素，精準界定各責任主體的終局責任”。然而，問題在于法院在確定各被告對外承擔責任的比例時，已經(jīng)考慮到了被告的職責范圍以及對投資者損失的原因力等，這種考慮不會因為對外責任和對內(nèi)責任而產(chǎn)生差別，所以筆者認為該比例應為被告承擔責任的終局責任。假設前例中，如果認為幫助造假者承擔的40萬元賠償責任并非終局責任，其還能向發(fā)行人求償，所導致的實踐問題有二：一是法院的訴累增加，因為還要再次開庭審理比例連帶被告之間的求償訴訟；二是法院同樣面臨如何在各被告內(nèi)部確定各自的比例，從學者的論述來看，確定該比例的考量因素與確定各被告對投資者承擔比例連帶責任時的考慮相差無幾。既然如此，則可以認為法院在確定各被告對外責任承擔的比例時，該比例即為各被告所應承擔的終局責任。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法院并未確定各被告的責任比例，則各被告之間存在內(nèi)部追償?shù)膯栴}。例如，在前述美吉特案中，上海金融法院判決華泰證券公司與發(fā)行人對投資者承擔 100% 的連帶責任，主要考慮是華泰證券公司主導整個資產(chǎn)支持證券的發(fā)行過程，名義上雖僅屬于幫助造假者，但實際上處于資產(chǎn)支持證券管理人的地位，其在整個虛假陳述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遠非一般幫助造假者可比，故上海金融法院判決其與發(fā)行人承擔 100% 的連帶責任，具有合理性。在此情況下，由于法院未確定華泰聯(lián)合所最終應當承擔的比例，是故其與發(fā)行人等其他被告之間存在著內(nèi)部追償?shù)膯栴}，此時即應當按照《虛假陳述若干規(guī)定》第23條第1款的規(guī)定來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