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楷
法學教授
清華大學法法院
作者：張明楷
來源：《當代法學》2020年第1期
發(fā)布時間：2020-01-26 16:33:01
我國１９９７年《刑法》第１９３條規(guī)定了貸款詐騙罪。貸款詐騙罪只能由自然人構成，而且要求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沒有歸還貸款的意思）。但在實踐中，騙取金融機構貸款的行為大多是由單位實施的，地方司法機關對非法占有目的缺乏判斷經(jīng)驗，導致許多應當以犯罪論處的行為不能以貸款詐騙罪論處，也不可能以其他犯罪論處，金融秩序難以得到有效保護。有鑒于此，《刑法修正案（六）》增加的第１７５條之一規(guī)定了騙取貸款罪，對自然人或者單位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行為，以騙取貸款罪追究刑事責任。其中，取得金融機構貸款是本罪的構成要件結果，造成重大損失與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則是本罪的客觀處罰條件。［１］
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２０１０年５月７日《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guī)定（二）》（本文以下簡稱“追訴標準”）第２７條規(guī)定：“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票據(jù)承兌、信用證、保函等，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立案追訴：（一）以欺騙手段取得貸款、票據(jù)承兌、信用證、保函等，數(shù)額在１００萬元以上的；（二）以欺騙手段取得貸款、票據(jù)承兌、信用證、保函等，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直接經(jīng)濟損失數(shù)額在２０萬元以上的；（三）雖未達到上述數(shù)額標準，但多次以欺騙手段取得貸款、票據(jù)承兌、信用證、保函等的；（四）其他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情形。”從文字表述上看，似乎以任何欺騙手段騙?。保埃叭f元以上貸款或者多次以欺騙手段取得貸款的，都構成騙取貸款罪。［２］大多數(shù)司法機關也是直接根據(jù)“追訴標準”認定騙取貸款罪的（如后所述，也有少數(shù)例外）。
應當認為，司法機關擴大了騙取貸款罪的處罰范圍，故不少學者建議限制本罪的處罰范圍。例如，有學者指出，根據(jù)騙取貸款罪的保護法益與“嚴重情節(jié)”的要求，有足額擔保的騙貸行為不應構成犯罪；案發(fā)前主動歸還本息的騙貸行為不構成犯罪。［３］除此之外，還有人指出，對于擔保人代為還款的情形，貸款到期日前行為人明顯具有還款經(jīng)濟能力的情形，也不得認定為騙取貸款罪。［４］
在本文看來，刑法理論與司法實踐或許都走向了極端。如何確定騙取貸款罪的合理處罰范圍，首先取決于對本罪保護法益的認識，然后才能根據(jù)保護法益確定本罪的實行行為，進而解決有關處罰范圍的爭議問題。所以，本文就騙取貸款罪的保護法益、實行行為與幾個爭議問題發(fā)表淺見。
一、保護法益
關于騙取貸款罪的保護法益，在刑法理論上有不同的觀點。持不同觀點的學者大體上都是基于自己對本罪處罰范圍的看法來確定本罪的保護法益的。亦即，越是主張限制本罪處罰范圍的學者，越是限制本罪保護法益的范圍；反之，不主張對本罪處罰范圍予以限制的論著，則將金融秩序或者貸款秩序作為本罪的保護法益。
（一）所有權說
有學者認為，“騙取貸款的行為僅給特定的金融機構造成損失，但不致危害不特定多數(shù)人利益，更談不上侵害到金融管理秩序。騙取貸款罪的保護法益是‘金融機構對貸款資金的所有權’，因此將騙取貸款罪規(guī)定在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秩序罪這一章明顯不妥，侵犯財產(chǎn)罪那一章才是其應然之歸宿?！保郏担菀灿信袥Q書指出：“騙取貸款罪侵犯的客體為雙重客體，既侵犯了銀行對貸款的所有權，還侵犯了國家金融機構的信貸管理制度。”［６］但是，這種觀點可能存在疑問。
顯而易見的是，這種觀點基本上將騙取貸款罪與貸款詐騙罪等同看待，沒有注意二者的本質(zhì)區(qū)別。按照通說的觀點，貸款詐騙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正常的貸款管理秩序和金融機構對所借出資金的所有權”。［７］然而，刑法沒有將騙取貸款罪規(guī)定在“金融詐騙罪”一節(jié)，而是規(guī)定在“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一節(jié)，這足以說明二者的保護法益不完全相同。換言之，雖然騙取貸款罪也可能侵害金融機構的信貸資金所有權，但并非只有侵害了所有權才成立騙取貸款罪。所以，上述觀點并不符合刑法的規(guī)定。正因為如此，上述觀點只能從立法論上主張將騙取貸款罪規(guī)定在“侵犯財產(chǎn)罪”一章中。然而，在貸款詐騙罪被規(guī)定在“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秩序罪”一章的前提下，主張將騙取貸款罪規(guī)定在“侵犯財產(chǎn)罪”一章，并非理想的立法建議。不僅如此，如果將騙取貸款罪的保護法益限定為所有權，其與貸款詐騙罪就沒有任何區(qū)別，因而完全沒有存在的必要性，當然也沒有必要在“侵犯財產(chǎn)罪”一章中規(guī)定本罪。概言之，主張騙取貸款罪的保護法益是“金融機構對貸款資金的所有權”的觀點，只是一種并不具有可行性的立法論，這種立法論也不能解決當下司法實踐中的相關問題。
誠然，從解釋論的角度來說，騙取貸款罪的設立也有利于保護金融機構信貸資金的所有權，但是，僅將信貸資金的所有權作為騙取貸款罪的保護法益并不全面，也不能說明刑法增設本罪的宗旨。
（二）金融安全說與信貸資金安全說
或許可以認為，金融安全說是“立法原意”。增設本罪的相關說明指出：“刑法第１９３條規(guī)定了貸款詐騙罪，對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詐騙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的行為規(guī)定了刑事責任……近來一些單位和個人以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等欺騙手段，騙用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的貸款，危害金融安全，但要認定騙貸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貸款的目的很困難。建議規(guī)定，只要以欺騙手段取得貸款，情節(jié)嚴重的，就應追究刑事責任。”［８］立法機關工作人員指出：“本罪的客體不僅僅是銀行等金融機構的信貸資金，還包括銀行的票據(jù)承兌、信用證等其他信用。當前社會上以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等欺騙手段騙取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貸款及其他信用的現(xiàn)象比較嚴重，嚴重危害了我國金融安全。加上我國誠信體系建設落后，嚴重制約了對失信行為的懲戒，培育全社會的信用文化和加強誠信立法已成為打擊金融欺詐的當務之急。《刑法修正案（六）》的這一規(guī)定，正是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保郏梗萦械呐袥Q書也指出：騙取貸款行為“擾亂了國家金融管理秩序，危及國家金融安全”。［１０］這種觀點似乎將國家金融安全作為本罪的保護法益。但是，金融安全是一種極具抽象性的表述，刑法分則第三章與第五章所規(guī)定的許多犯罪，都可謂危害了國家金融安全。我們雖然可以認為騙取貸款罪危害了金融安全，但幾乎不可能以金融安全為指導來解釋騙取貸款罪的構成要件。
正因為如此，一些學者將金融安全具體化為信貸資金安全。例如，有學者指出：“本罪的保護法益是銀行信貸資金安全，對應的欺騙手段必須具有足以引起銀行損失的危險?！保郏保保葸€有學者指出：“立法者設立騙取貸款罪的目的是保護銀行等金融機構信貸資金的安全。而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資金是否安全，一看是否造成實際的損失，二看是否形成貸款風險（潛在的損失）。因此，筆者認為，騙取貸款罪的法益就是貸款安全，其最低的入罪標準應限定為形成貸款風險，危及貸款安全。”［１２］
應當認為，信貸資金安全說具有合理性，尤其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適當限制騙取貸款罪的處罰范圍，但僅將信貸資金安全作為本罪的保護法益也并非沒有疑問。這是因為，貸款詐騙罪也可謂造成了貸款風險，侵犯了金融機構信貸資金的安全。所以，信貸資金安全說也沒有明顯區(qū)分騙取貸款罪與貸款詐騙罪的保護法益。誠然，信貸資金安全說可以蘊含著這樣的含義：貸款詐騙罪是實害犯，騙取貸款罪是危險犯。然而，這一說法也不能完全成立。即使將實害限定為最終的貸款損失，騙取貸款罪也包含了實害犯；貸款詐騙罪未遂的場合，也是危險犯。當然，持信貸資金安全說的學者旨在說明，只有當騙取貸款的行為足以引起銀行損失的危險或者形成貸款風險（潛在的損失）時，才能認定為騙取貸款罪。但是，一方面，并非只有將騙取貸款罪的保護法益表述為信貸資金安全時，才能提出這一要求；另一方面，信貸資金安全說也不一定能引申出具體危險的要求。例如，刑法分則第二章的保護法益是公共安全，但其中既包括實害犯，也包括具體危險犯與抽象危險犯。《刑法》第１７５條之一規(guī)定了“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兩種類型，這足以說明，侵犯信貸資金安全只是其中一種情形?；蛘哒f，具體危險犯只是騙取貸款罪的一種類型，故信貸資金安全說未能全面描述騙取貸款罪的保護法益。
（三）金融管理（交易）秩序說與貸款管理秩序說
有的判決書指出，騙取貸款罪“其行為侵犯了金融機構的管理秩序”；［１３］有的學者指出，騙取貸款罪實質(zhì)上主要侵犯的是國家的金融交易秩序，以信用為基礎的金融秩序是以金融交易秩序為中心的。［１４］
刑法將騙取貸款罪規(guī)定在“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一節(jié)，在此意義上說，金融管理秩序說符合刑法的規(guī)定。但是，金融管理秩序明顯是一類犯罪的保護法益，而不只是騙取貸款罪的保護法益。金融交易秩序的表述，似乎比金融管理秩序的表述更為具體，其實不然，因為金融交易包括金融資產(chǎn)所有權變化的所有交易。例如，企業(yè)在金融市場上發(fā)行股票或債券籌集資金，居民購買債券或股票，以及存款、貸款、結算資金等，均屬于金融交易。所以，金融交易秩序與金融管理秩序并無實質(zhì)區(qū)別。
正因為金融管理（交易）秩序的表述過于寬泛，所以，有的教科書指出：“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對貸款……的管理秩序?！保郏保担菀嗉?，金融或者金融交易的內(nèi)容很多，騙取貸款罪的保護法益只是其中的貸款管理秩序。不過，在本文看來，倘若要進一步具體化，就會發(fā)現(xiàn)，貸款管理秩序包括取得貸款的秩序與發(fā)放貸款的秩序，所以，刑法不僅規(guī)定了騙取貸款罪，而且規(guī)定了違法發(fā)放貸款罪。在此意義上說，騙取貸款罪的保護法益應是取得貸款的秩序（為了盡量通俗，本文仍表述為貸款秩序）。
但是，不管是取得貸款的秩序還是發(fā)放貸款的秩序，都只是一種比較抽象的表述。人們需要追問的是，貸款秩序的具體的、實質(zhì)的內(nèi)容是什么？這是目前的學說都沒有明確回答的問題。
（四）本文觀點
“人類并不僅僅滿足于能夠生存下去的狀態(tài)，而具有不滿于事物本來的混沌狀態(tài)，想要使其條理化的本能。換句話說，就是具有從混亂走向秩序的傾向?！保郏保叮菀簿褪钦f，社會成員都傾向于安全的、有序的、可預見的、合法的、有組織的世界；而不希望發(fā)生出乎意料的、難以控制的、混亂的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危險事情。［１７］人類的生活秩序是人類的生活利益，當然是一種法益。
人類生活有多少內(nèi)容，相應地就包括多少秩序。經(jīng)濟生活是人類生活的重要內(nèi)容，所以，經(jīng)濟秩序就是一項重要的秩序。經(jīng)濟秩序是各種日常經(jīng)濟過程賴以實現(xiàn)的形式之總和，是由眾多內(nèi)容有機結合而成的整體。［１８］刑法分則第三章的名稱直接表明經(jīng)濟秩序是刑法的保護法益?！稇椃ā返冢保禇l第３款規(guī)定：“國家依法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擾亂社會經(jīng)濟秩序。”這說明，刑法將經(jīng)濟秩序作為保護法益具有憲法依據(jù)。經(jīng)濟秩序范圍較廣，其中金融秩序是經(jīng)濟秩序的重要內(nèi)容，是值得刑法保護的法益?！渡虡I(yè)銀行法》第１條規(guī)定：“為了保護商業(yè)銀行、存款人和其他客戶的合法權益，規(guī)范商業(yè)銀行的行為，提高信貸資產(chǎn)質(zhì)量，加強監(jiān)督管理，保障商業(yè)銀行的穩(wěn)健運行，維護金融秩序，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制定本法?！毙谭ǚ謩t第三章第四節(jié)的名稱，也表明了金融秩序是刑法的保護法益。貸款秩序則是金融秩序的重要內(nèi)容?！渡虡I(yè)銀行法》第１條將金融秩序作為保護法益，第８２條規(guī)定：“借款人采取欺詐手段騙取貸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边@說明，騙取貸款行為侵害了金融秩序，具體而言侵害了貸款秩序。顯然，否認貸款秩序是騙取貸款罪的保護法益，并不妥當。
問題是，貸款秩序的具體內(nèi)容是什么？對此，顯然要根據(jù)相關的金融法規(guī)定來確定?！顿J款通則》第１條規(guī)定：“為了規(guī)范貸款行為，維護借貸雙方的合法權益，保證信貸資產(chǎn)的安全，提高貸款使用的整體效益，促進社會經(jīng)濟的持續(xù)發(fā)展，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yè)銀行法》等有關法律規(guī)定，制定本通則?！薄顿J款通則》對借款人與貸款人的行為進行了規(guī)范，就規(guī)范借款人行為的目的而言，顯然表現(xiàn)為三個方面的內(nèi)容：一是保護金融機構的合法權益，二是保證信貸資產(chǎn)的安全，三是提高貸款使用的整體效益。這三個方面也就是貸款秩序的基本內(nèi)容。其中，貸款使用的整體效益，是由商業(yè)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調(diào)節(jié)經(jīng)濟職能所決定的。這是因為，商業(yè)銀行要通過其信用中介活動，調(diào)劑社會各部門的資金短缺，并且在國家貨幣政策和其他國家宏觀政策的指引下，實現(xiàn)經(jīng)濟結構、投資消費比例、產(chǎn)業(yè)結構等方面的調(diào)整。貸款使用的整體效益，不僅要受銀行法的保護，而且應當受刑法保護；將嚴重侵害貸款使用的整體效益的行為認定為騙取貸款罪，具有合理性。概言之，騙取貸款罪的保護法益是貸款秩序，具體內(nèi)容是金融機構信貸資產(chǎn)的所有權、信貸資產(chǎn)的安全，以及貸款使用的整體效益。
根據(jù)《貸款通則》的規(guī)定，借款人是否歸還貸款（第１９條、第３２條）、是否具有貸款擔保（第１０條）、是否符合貸款條件（第１７條、第１９條，如是否“有按期還本付息的能力”等）、是否符合貸款用途（第１９條），是特別重要的事項。這些事項與騙取貸款罪的保護法益相對應?！缎谭ā返冢保罚禇l之一所要求的“取得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對應于“保護金融機構的合法權益”；使用欺騙手段取得貸款后未能歸還貸款的，屬于這種情形。第１７５條之一所要求的“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則需要對應于“保證信貸資產(chǎn)的安全”與“提高貸款使用的整體效益”。亦即，騙取貸款的行為造成了信貸資金的不安全（存在“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的具體危險的），或者侵害了“貸款使用的整體效益”的，則侵害了騙取貸款罪的保護法益。一般來說，貸款擔保與貸款用途直接影響信貸資產(chǎn)的安全；貸款條件直接影響“貸款使用的整體效益”，貸款用途也會影響“貸款使用的整體效益”。據(jù)此，使用欺騙方法取得貸款，沒有歸還的，或者貸款擔保虛假、貸款用途虛假、貸款條件虛假，或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應當以騙取貸款罪論處（參見后述內(nèi)容）。
二、實行行為
一般來說，刑法應當先規(guī)定普通法條、后規(guī)定特別法條。不過，這只是一種形式要求。刑事立法總是需要不斷完善，完全可能出現(xiàn)先前僅有處罰嚴重犯罪的規(guī)定，后來又增加處罰較輕犯罪的規(guī)定，前后兩個法條形成特別關系的情形。例如，《刑法》第１３３條僅處罰造成了重大事故的交通肇事罪，后來《刑法》第１３３條之一增加了危險駕駛罪，由于交通肇事罪完全可能是危險駕駛罪的結果加重犯（如醉酒駕駛過失致人死亡），故前者成為后者的特別法條。［１９］從立法過程來看，我國刑法先規(guī)定了貸款詐騙罪、后規(guī)定了騙取貸款罪，但仍然應當認為，騙取貸款罪是普通法條，貸款詐騙罪是特別法條。這是因為，二者的基本構成要件相同，只不過前者另要求非法占有目的（沒有歸還貸款的意思）。既然如此，在《刑法》第１７５條之一對騙取貸款罪的構成要件行為沒有具體規(guī)定的情況下，我們就應當根據(jù)《刑法》第１９３條對貸款詐騙罪構成要件行為的規(guī)定，判斷某種行為是否屬于騙取貸款罪的構成要件行為。換言之，對貸款詐騙罪構成要件行為的判斷，與對騙取貸款罪構成要件行為的判斷，是完全同一的。不符合貸款詐騙罪構成要件的行為，也不符合騙取貸款罪的構成要件；反之，符合貸款詐騙罪構成要件的行為，如果具有相應的故意與非法占有目的，就成立貸款詐騙罪；如果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可以認定騙取貸款罪的成立，在此基礎上，具備造成重大損失或者嚴重情節(jié)的客觀處罰條件的，就以騙取貸款罪追究刑事責任。［２０］
另一方面，保護法益具有作為構成要件解釋目標的機能。亦即，對構成要件的解釋結論，必須使符合這種構成要件的行為確實侵犯了刑法規(guī)定該犯罪所要保護的法益，從而使刑法規(guī)定該犯罪、設立該條文的目的得以實現(xiàn)。［２１］因此，必須根據(jù)騙取貸款罪的保護法益指導本罪構成要件行為的解釋，［２２］尤其是要根據(jù)保護法益確定騙取貸款罪中“欺騙”的內(nèi)容。亦即，并不是任何虛假手段都符合騙取貸款罪的構成要件，只有當虛假手段屬于《刑法》第１９３條規(guī)定的內(nèi)容，導致金融機構工作人員將原本不應發(fā)放的貸款發(fā)放給行為人，且侵害了騙取貸款罪的保護法益時，才能認定該行為屬于騙取貸款罪的構成要件行為。例如，根據(jù)《貸款通則》第２５條第２款的規(guī)定，借款人需要提供“原有不合理占用的貸款的糾正情況”“貸款人認為需要提供的其他有關資料”。但是，這種資料可能與騙取貸款罪的構成要件行為沒有關聯(lián)性。所以，不能將違反《貸款通則》規(guī)定的全部行為都認定為騙取貸款罪，必須根據(jù)騙取貸款罪的構成要件行為和詐騙犯罪的構造進行判斷。根據(jù)騙取貸款罪的保護法益，再將《貸款通則》與《刑法》第１９３條規(guī)定的行為結合起來看，《刑法》第１７５條之一規(guī)定的“欺騙手段”應當僅限于借款人身份、貸款用途、還款能力、貸款保證四個方面的欺騙，而不包括其他方面的欺騙。
（一）編造引進資金、項目等虛假理由，騙取貸款
貸款用途是金融機構特別關心的事項。這是因為，金融機構必然關心貸款能否收回，貸款用途不僅是判斷貸款能否收回的一個重要資料，而且成為影響貸款風險的重要因素。一些借款人之所以最終不能歸還貸款本息，就是因為虛構貸款用途（客觀上表現(xiàn)為事后改變貸款用途）。［２３］正因為如此，貸款用途成為貸款風險度測定的重點并成為貸款合同的必備條款。不僅如此，貸款用途還直接影響金融機構的調(diào)節(jié)經(jīng)濟職能。所以，《貸款通則》第７１條規(guī)定：“借款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由貸款人對其部分或全部貸款加收利息；情節(jié)特別嚴重的，由貸款人停止支付借款人尚未使用的貸款，并提前收回部分或全部貸款：一、不按借款合同規(guī)定用途使用貸款的。二、用貸款進行股本權益性投資的。三、用貸款在有價證券、期貨等方面從事投機經(jīng)營的。四、未依法取得經(jīng)營房地產(chǎn)資格的借款人用貸款經(jīng)營房地產(chǎn)業(yè)務的；依法取得經(jīng)營房地產(chǎn)資格的借款人，用貸款從事房地產(chǎn)投機的。五、不按借款合同規(guī)定清償貸款本息的。六、套取貸款相互借貸牟取非法收入的?！憋@然，如果行為人打算將貸款用于風險巨大的活動，并向金融機構工作人員說明真相，金融機構不可能向行為人發(fā)放貸款；如若行為人打算將貸款用于發(fā)放高利貸，金融機構也不可能向行為人發(fā)放貸款；倘若行為人打算將貸款用于違法的經(jīng)營活動，金融機構更不可能向行為人發(fā)放貸款。所以，編造引進資金、項目等虛假理由，主要是為了編造貸款用途，隱瞞真實的貸款用途，成為騙取貸款的重要手段。亦即，如果金融機構工作人員知道行為人的真實貸款用途，就不可能向其發(fā)放貸款。正是因為行為人編造引進資金、項目等虛假理由，才導致金融機構發(fā)放貸款，因而完全符合詐騙犯罪的構造。在本文看來，其中的“等”并不是指任何虛假理由，應當只限于編造貸款用途，而不應擴大范圍。
例如，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被告人鄭某謊稱需要資金開發(fā)果業(yè)，用其２０００余畝林權抵押，向廣源小額貸款公司借款１０００萬元，并辦理了抵押登記。１０月１５日，鄭某收到貸款，當日全部轉用于炒期貨，后虧損９５０余萬元。２０１７年初，鄭某與廣源公司商議，農(nóng)行貸款利率低，希望廣源公司撤銷抵押，鄭某再用該林權到農(nóng)行辦理貸款，貸款下來立即還款給廣源公司。２０１７年６月中旬，雙方辦理了抵押登記撤銷手續(xù)。７月下旬，鄭某以該林權抵押從農(nóng)行辦理貸款８００萬元，但未歸還廣源公司，而是隨即又拿去炒期貨，全部虧損。鄭某尚有本金近７００萬元未能歸還。一種觀點認為，鄭某雖然改變了貸款用途，但在簽訂貸款合同時，提供了真實、合法、有效的抵押，并非屬于欺騙，不應認定為騙取貸款罪。另一種觀點認為，鄭某擅自改變貸款用途，雖然在簽訂合同時提供了抵押，但事后通過欺騙手段解除了抵押，且未按約定將另行獲得的貸款用于償還債務，而是繼續(xù)轉投風險很高的期貨市場，給廣源公司造成重大損失，應認定為騙取貸款罪。［２４］
本文認為，鄭某的行為構成騙取貸款罪。但是，構成犯罪的理由，不是因為鄭某擅自改變貸款用途，因為擅自改變貸款用途，是取得貸款之后的行為，司法機關不能將取得貸款后的行為當作騙取貸款罪的構成要件行為。鄭某的行為之所以構成犯罪，是因為其謊稱需要資金開發(fā)果業(yè)。倘若其將貸款用于炒期貨的真實想法告訴金融機構，金融機構就不可能向其發(fā)放貸款。鄭某在發(fā)放貸款當天就將貸款全部轉入炒期貨，就說明其編造了虛假項目，亦即，編造了虛假的貸款用途。
《貸款通則》第２４條規(guī)定，借款人生產(chǎn)、經(jīng)營或投資國家明文禁止的產(chǎn)品、項目的，建設項目按國家規(guī)定應當報有關部門批準而未取得批準文件的，生產(chǎn)經(jīng)營或投資項目未取得環(huán)境保護部門許可的，以及有其他嚴重違法經(jīng)營行為的，不得對其發(fā)放貸款。據(jù)此，編造項目不僅包括編造根本不存在的項目，而且包括將沒有獲得批準的項目編造為已經(jīng)獲得批準的項目，將非法經(jīng)營項目編造為合法經(jīng)營項目。
（二）使用虛假的經(jīng)濟合同，騙取貸款
在本文看來，這種情形也僅限于編造虛假的貸款用途。亦即，通過向銀行提供虛假的購貨合同、買賣合同、投資協(xié)議等材料，虛構貸款用途，騙取貸款后另作他用。
例如，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被告人任某、柴某共同籌措資金購買了承德維康藥業(yè)有限公司。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日，任某、柴某以采購藥品為由，以承德維康藥業(yè)有限公司坐落在本市雙橋區(qū)的房產(chǎn)及土地作為抵押物，使用虛假的購藥合同，向承德銀行裕興支行申請２５００萬元貸款。該行于２０１５年１月４日為維康藥業(yè)發(fā)放貸款，貸款到賬后，任某、柴某并未按合同約定將錢用于支付貨款等流動資金，而是用于償還借款及貸款利息。經(jīng)北京仁達房地產(chǎn)評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評估報告書認定：承德維康藥業(yè)有限公司的房產(chǎn)及土地總價值為１４９１萬元，截止到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１日合同到期之日，二人僅還給銀行本金５００萬元，已給承德銀行造成損失。法院認定二被告人的行為構成騙取貸款罪，并判處緩刑。［２５］顯然，被告人使用虛假的購藥合同，其實就是編造了虛假的貸款用途。
當然，行為人編造引進資金、項目等虛假理由，或者使用虛假的經(jīng)濟合同，編造的貸款用途并無風險性改變，也沒有影響貸款使用的整體效益的，可以不認定為騙取貸款罪。例如，行為人有兩個鄰近的房地產(chǎn)項目，雖然以甲項目需要資金為由申請貸款，但實際上將貸款用于乙項目的，由于沒有增加風險，也沒有影響貸款使用的整體效益，所以，不宜認定為騙取貸款罪。再如，行為人以裝修賓館為由向銀行申請貸款，雖然提供了虛假的經(jīng)濟合同，但確實將貸款用于賓館裝修的，也不得認定為騙取貸款罪。又如，行為人原本打算申請貸款用于沒有任何風險的優(yōu)質(zhì)項目，但銀行不同意。后來行為人以具有一定風險的其他項目申請貸款，銀行批準貸款后，行為人將貸款用于沒有風險的優(yōu)質(zhì)項目，事后歸還本息的，同樣不應認定為騙取貸款罪。但是，如果編造的貸款用途導致風險增加的，或者嚴重影響貸款使用的整體效益的，則沒有理由不認定為騙取貸款罪。
例如，２０１５年３月３１日，被告人王某某以購買改良母豬、飼料、玉米和防疫藥的名義，用菏澤市東方紅大街西段１０號１幢５００１－５００５、５００７－５０１１號（菏市房權證市直字第××、１８××９７號）房產(chǎn)抵押，以進原種豬為由，提供虛假的２６０萬元購買長白原種豬合同和轉讓人為山東禾青食品有限公司的虛假廠房轉讓協(xié)議及附加協(xié)議，騙取定陶支行貸款２６０萬元并托付轉賬至吳某賬戶，且于同日全部轉至劉某賬戶，由被告人王某某用于償還李某、張某等人借款和取現(xiàn)。到期后被告人王某某未能償還借款，定陶支行向菏澤市牡丹區(qū)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該院于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９日判決王某某償還定陶支行借款本金２６６８９９０？？?。保丛袄?，且定陶支行對菏澤市東方紅大街西段１０號１棟（菏市房權證市直字第××、１８××９７號）的房產(chǎn)享有優(yōu)先受償權。一二審法院均認為，被告人王某某虛構貸款用途，以欺騙手段騙取銀行貸款，數(shù)額在１００萬元以上，情節(jié)嚴重，其行為已構成騙取貸款罪。二審法院認為，上訴人王某某偽造貸款資料、虛構貸款用途，以欺騙手段騙取銀行貸款，屬情節(jié)嚴重，其行為已構成騙取貸款罪。［２６］王某某原本是將貸款用于歸還他人的欠款，卻以購買改良母豬、飼料、玉米和防疫藥的名義申請貸款?？墒?，前者是沒有收益的行為，后者則是有收益的項目。顯然，王某某的行為使得貸款風險明顯增大。如果銀行工作人員因為受騙而發(fā)放貸款，則王某某的行為成立騙取貸款罪。
（三）使用虛假的證明文件，騙取貸款
如前所述，《刑法》第１７５條之一規(guī)定的“欺騙手段”應當僅限于借款人身份、貸款用途、還款能力、貸款保證四個方面的欺騙。因此，使用虛假的證明文件包括兩個方面的內(nèi)容：一是使用虛假的身份證明，二是使用虛假的還款能力證明文件。
實踐中，有的是本人不符合貸款條件，而使用虛假的身份證明，假冒他人名義申請貸款，有的是由于本人被金融機構列入“黑名單”喪失借款資格而使用虛假的身份證明，冒用他人名義申請貸款。使用虛假的身份證明，導致金融機構不能確定真正的借款人，既不能合理確定能否發(fā)放貸款，也不能在貸款到期時向借款人催還，是一種典型的欺騙行為。這種行為通常會成立貸款詐騙罪，但在行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情況下，應當以騙取貸款罪論處。
例如，某車行（未注冊）負責人付某謊稱能辦“零首付貸款購車”貸款，騙客戶簽寫多份空白合同及相關材料，后找擔保公司替客戶支付了３０％的購車首付款、購置稅、保險費等款項，以客戶名義購車并將車抵押給該公司。隨后，付某偽造高于車價的統(tǒng)一銷售發(fā)票和客戶相關資產(chǎn)等證明材料，以客戶名義到銀行辦理車輛抵押貸款。付某用貸出的款項支付購車余款，余額作為客戶答應給他的好處費?？蛻舴制谶€款，若想提車需向擔保公司支付款項及相應利息。一名客戶無力按期還款，銀行報案。經(jīng)查，付某共以８名客戶的名義騙取銀行貸款２００余萬元，從中獲利２０余萬元。關于付某的行為性質(zhì)，存在三種不同的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付某的行為構成詐騙罪。第二種意見認為，付某的行為構成貸款詐騙罪。第三種意見認為，付某的行為構成騙取貸款罪。［２７］在本文看來，付某的行為屬于使用虛假的證明文件騙取貸款，亦即，使用欺騙手段以他人名義騙取銀行貸款。但是，付某并沒有非法占有目的，因此不構成詐騙罪與貸款詐騙罪，而是構成騙取貸款罪。
需要說明的是，如果金融機構工作人員明知行為人冒名申請貸款卻仍然發(fā)放貸款的，只能認定金融機構工作人員構成違法發(fā)放貸款罪，而不能認定借款人構成騙取貸款罪。例如，被告人張某某、向某某、周某某均為信用社負責人，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２日至２０１１年３月２日間，為完成湘潭縣農(nóng)村信用合作聯(lián)社下發(fā)的工作任務，三人違反《貸款通則》《商業(yè)銀行法》《湘潭縣農(nóng)村信用合作聯(lián)社貸款制度》等規(guī)定，明知劉菊泉、徐照炎、方丙坤等２１７人的貸款（共計金額１０６６萬元）是冒名貸款而予以經(jīng)辦、審批發(fā)放，導致周某某、李某某、歐陽某某等２０４人的貸款至今未歸還，給湘潭縣農(nóng)村信用合作聯(lián)社造成直接經(jīng)濟損失合計７１６１９７９？？?。矗丛＃郏玻福菰诒景钢?，只能追究三名信用社負責人違法發(fā)放貸款罪的刑事責任，而不能追究借款人的刑事責任。這是因為，借款人雖然冒名借款，但信用社工作人員沒有產(chǎn)生認識錯誤，因而不符合詐騙犯罪的構造。
使用虛假的還款能力證明文件，則是騙取貸款罪中最為常見的現(xiàn)象。反映借款人是否具備還款能力的證明材料很多。例如，借款人的不動產(chǎn)證書就是證明其是否具有還款能力的一項證明材料，但不能將任何財產(chǎn)證明都作為還款能力證明文件。例如，《貸款通則》規(guī)定，借款人必須提交“財政部門或會計（審計）事務所核準的上年度財務報告，以及申請借款前一期的財務報告”，這顯然是就公司、企業(yè)而言。據(jù)此，在公司、企業(yè)借款的場合，只能將財務報告作為還款能力的證明文件，而不能將其他材料作為證明文件。亦即，只有當公司、企業(yè)提供虛假的財務報告時，才能認定為使用虛假的證明文件騙取貸款。就自然人而言，其存款余額與不動產(chǎn)證書則是其還款能力的證明文件。
需要說明的是，還款能力的證明文件雖然有虛假，但虛假的數(shù)額不大，不影響貸款的發(fā)放，或者說與發(fā)放貸款的決定沒有因果性的，不能認定為騙取貸款罪。例如，為了向銀行貸款１００萬，將自己的不動產(chǎn)價值由２００萬元夸大為３００萬元進而取得１００萬元貸款的，就不得認定為騙取貸款罪。
（四）使用虛假的產(chǎn)權證明作擔?；蛘叱龅盅何飪r值重復擔保，騙取貸款
提供虛假擔保，也是騙取貸款罪中的常見情形之一。主要表現(xiàn)為，行為人通過偽造抵押權登記文書、超出抵押物價值重復抵押、騙物抵押、使用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財物質(zhì)押、“空殼保證”等方式，向金融機構提供虛假的擔保，從而騙取貸款。
例如，被告人王某將已經(jīng)結清的貨款偽造成應收賬款，向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宜昌分行提交偽造的質(zhì)押應收賬款清單、增值稅發(fā)票存根復印件、應收賬款質(zhì)押貸款三方合作協(xié)議、應收賬款質(zhì)押通知書回執(zhí)等文件，與銀行簽訂應收賬款質(zhì)押業(yè)務最高額質(zhì)押合同，從銀行騙取貸款２０００萬元。［２９］這是典型的使用虛假的產(chǎn)權證明作擔保的情形。
偽造擔保人簽名或者假冒擔保人簽名進而騙取貸款的，應認定為騙取貸款罪。例如，２０１５年４月，被告人高某以自己的名義在石白頭信用社貸款３０萬元，在擔保人不在場的情況下，偽造擔保人簽名，提供虛假貸款資料，騙取了石白頭信用社３０萬元貸款，致使貸款到期不能收回。法院認定該行為構成騙取貸款罪。［３０］再如，２０１３年３月份左右，被告人段某以小孩上學的學校要提供房產(chǎn)證為由，向劉某某借來房產(chǎn)證、土地證。２０１３年６月份，被告人段某以劉某某的名義向長安銀行府谷縣支行申請貸款，編造了修房屋需要資金周轉的虛假用途，并私自偽造了虛假的相關證明文件提供給銀行，讓自己的妻子韓某某冒充劉某某在銀行貸款手續(xù)上簽字，同年６月２５日，長安銀行府谷縣支行向段某發(fā)放貸款５０萬元。段某得到貸款后，償還個人債務４４萬元，剩余６萬元用于自己開支。截止到２０１８年８月８日，該筆貸款逾期１５０５天，造成銀行本金損失人民幣４９９９２０元，利息損失人民幣３２６２２３？？ ５５元。法院認定，段某以他人名義，通過提供虛假證明，虛構貸款用途騙取銀行貸款，給銀行造成重大損失，其行為已構成騙取貸款罪。［３１］
將權屬有爭議的財產(chǎn)作擔保進而騙取貸款的，應當認定為騙取貸款罪。例如，被告人以其家中承包經(jīng)營的磚廠需要資金購買生產(chǎn)原煤為由，用凌海市國土資源局工作人員違規(guī)辦理的凌海市雙羊鎮(zhèn)南崗子村集體土地使用權證、土地上的商服樓以及自家住宅樓作為抵押物，向凌海市高峰信用社申請貸款１５０萬元。在取得貸款后，李某將所貸款項用于償還北郊信用社貸款４０余萬元，剩余款項用于磚廠的經(jīng)營開銷及其他消費支出。李某經(jīng)營的磚廠因故停止生產(chǎn)經(jīng)營，致使貸款本息無法償還。因抵押物土地使用權證存在爭議，信用社對該土地使用權證不能行使抵押權。［３２］
將有其他瑕疵的抵押物作擔保進而騙取貸款的，也應當認定為騙取貸款罪。例如，２０１５年２月１３日，被告人張某某以其實際控制的某有限公司向濰坊銀行聊城分行貸款１００萬元。在貸款過程中，張某某采用偽造《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產(chǎn)品購銷合同》的方式，編造了虛假貸款用途，且隱瞞了抵押物尚欠建筑工程款的情況。貸款發(fā)放后，張某某將貸款用于償還個人及企業(yè)借款。該筆貸款到期后，張某某未償還本金及利息。濰坊銀行聊城分行向法院申請執(zhí)行抵押物拍賣款，但因該抵押物上尚有建筑公司款需優(yōu)先受償，未執(zhí)行到任何款物，導致銀行損失貸款本金９０５７１５？？ ５ 元。張某某的行為被法院認定為騙取貸款罪。［３３］
（五）以其他欺騙手段騙取貸款
在本文看來，以其他欺騙手段騙取貸款，僅限于與前述四種手段相似的方法，而不是泛指一切欺騙手段，亦即，只有就借款人身份、貸款用途、還款能力、貸款保證實施了欺騙手段時，才可能構成騙取貸款罪。一般來說，騙取貸款中的欺騙手段都可以歸入前四種類型，能歸入這種兜底情形的特別罕見，但也不能完全排除。
三、爭議問題
一方面，與目前部分學者對騙取貸款罪持嚴格的限制立場不同，本文顯得擴大了本罪的處罰范圍。另一方面，本文的觀點也有別于司法機關的通常做法。換言之，本文在嚴格的限制立場與司法實踐之間，采取了一種中間立場。本文的觀點與嚴格的限制立場之間，主要就以下情形存在分歧：
（一）提供了真實的足額擔保的情形
行為人雖然實施了欺騙手段，但提供了真實的足額擔保的行為，是否成立騙取貸款罪？如前所述，有學者認為：“從現(xiàn)實情況看，借款人為獲得貸款，對自己公司的經(jīng)營情況作某種程度的夸大，早已是司空見慣的現(xiàn)象，如果因此認為這都是刑法上的欺騙行為，則擴大了本罪的規(guī)制范圍。對商業(yè)上的擔保貸款而言，關鍵是有無真實的有效的資產(chǎn)進行抵押，只要擔保單位可靠和抵押物足額，其他資料、手續(xù)縱有虛假，也不致給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不致危害金融管理秩序。有足額擔保的騙貸行為不應構成犯罪。”［３４］還有學者指出：“不能認為貸款資料有假就一定是騙取貸款。因為本罪的保護法益是銀行信貸資金安全，對應的欺騙手段必須具有足以引起銀行損失的危險。有些手段即使帶有一定的欺騙性，但是如果不具有這樣的危險，也不應視為本罪的欺騙手段，而屬于一般的市場背信行為。在現(xiàn)有金融體制下，銀行貸款過程中，形式審查較多，申請人需要提交的申請材料數(shù)量多，手續(xù)煩瑣，如果要求每一份材料、每一個細節(jié)都必須真實，既不可能做到，也不利于銀行信貸業(yè)務的正常發(fā)展，影響經(jīng)濟發(fā)展速度。貸款資料雖然存在虛假，但并沒有虛構擔保單位、虛設抵押物的，不僅難以給銀行資金帶來實際風險，也不會危害金融管理秩序……在此前提下，虛構投資項目、掩蓋自身實力的虛假做法，不會危及銀行的信貸安全，其影響不會嚴重到構成犯罪的程度?！保郏常担荼疚膶晌粚W者前半部分的觀點持贊成態(tài)度，亦即，并非任何弄虛作假的行為都成立騙取貸款罪。只有當行為人就借款人身份、貸款用途、還款能力、貸款擔保實施欺騙行為時，才可能成立騙取貸款罪。但不認可后段只要有真實的足額擔保，或者只要沒有虛構擔保單位、虛設抵押物就不構成騙取貸款罪的觀點。
第一，上述觀點與刑法關于貸款詐騙罪的規(guī)定不一定協(xié)調(diào)。如前所述，《刑法》第１９３條除了兜底規(guī)定之外，明確描述了四種構成要件行為，沒有真實的足額擔保只是貸款詐騙罪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亦即，根據(jù)《刑法》第１９３條的規(guī)定，即使有真實的足額擔保，但如果編造引進資金、項目等虛假理由取得貸款的，或者使用虛假的經(jīng)濟合同取得貸款的，或者使用虛假的證明文件取得貸款的，或者使用其他欺騙方法取得貸款的，都可能成立貸款詐騙罪。一個符合加重構成要件的行為，一定符合基本構成要件。［３６］既然這些行為可能成立貸款詐騙罪，就沒有理由認為這些行為反而不可能成立騙取貸款罪。與貸款詐騙罪相比，騙取貸款罪只是不需要非法占有目的。如前所述，貸款詐騙罪與騙取貸款罪是特別關系，凡是符合貸款詐騙罪構成要件的行為，就完全符合了騙取貸款罪的構成要件。只不過騙取貸款罪需要具備給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或者具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這一客觀處罰條件。但是，在行為人提供了真實的足額擔保時，即使不會給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如后所述，但并非如此），也可能具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所以，上述觀點實際上忽視了《刑法》第１７５條之一關于“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規(guī)定。
第二，即使提供了真實的足額擔保，也可能由于擔保物的人為或自然滅失、擔保物權屬存在爭議等原因給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例如，２０１４年４月份，被告人李某和程某某（另案處理）商議貸款一事。程某某與某地郵政銀行行長涂某聯(lián)系后，得知其與李某均不符合貸款條件，李某便想用父母李永杰、吳根英的房產(chǎn)作抵押在朋友陶博名下貸款，后征得了陶博同意。程某某遂再次與涂某聯(lián)系，涂某讓其提供相關資料。因陶博不符合商務貸款的條件，程某某、李某便偽造了陶博的戶口簿、個體工商戶營業(yè)執(zhí)照、房產(chǎn)證等虛假資料，陶博明知部分資料虛假，仍簽字確認。涂某在未認真審查的情況下，安排工作人員在相關資料上簽字完善，報市支行審批通過。取得貸款后程某某使用１８萬元，李某使用１０萬元。李某在使用半年后，將１０萬元交給程某某讓其還貸，但程某某未歸還銀行貸款。截止到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５日貸款期滿，程某某僅償還利息１８０４０．２９元，拖欠本息合計２８５４７９．７１元。本起借款的抵押物房產(chǎn)已于２０１６年７月被莊浪縣政府在城市規(guī)劃建設中征收拆除。法院認為，被告人李某伙同他人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貸款，貸款到期后２８萬余元本息沒有歸還，且抵押物已滅失，給銀行造成重大損失，其行為確已構成騙取貸款罪。［３７］從本案可以看出，即使提供了真實的足額擔保，但由于各種原因，仍然可能給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顯然，并非只要有真實的足額擔保，就“不致給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不致危害金融管理秩序”。
誠然，擔保能使得債權人優(yōu)先受償，或者能夠擴大債務人承擔責任的財產(chǎn)范圍，進而使債權的效力增強，使特定債權的實現(xiàn)具有可靠的保障。［３８］在借款人申請貸款時，金融機構都會要求借款人提供擔保，并簽訂擔保合同?？梢哉J為，擔保合同減少了信貸資金損失的危險。但是，這種減少只是一種事前判斷。事后判斷時，則可能沒有減少信貸資金損失的危險。所以，僅站在事前的角度，認為借款人提供了真實的足額擔保，就不可能給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或者不可能具備其他嚴重情節(jié)，可能是比較片面的一種主張。
另一方面，擔保有不同的類型?！霸诒ＷC中，債權人的利益是否能夠實現(xiàn)取決于保證人的信用，而保證人的信用具有浮動性，其財產(chǎn)也處于不斷變動之中。因此，即使設立了保證，債權人的債權仍有不能實現(xiàn)的危險?！保郏常梗堇?，被告人李某伙同鄭某、鮑某等人，以偽造的購銷合同、財務報表、股東決議等材料，以李某實際控制、鮑某任法人的空殼企業(yè)“太原市興瑞祥物資貿(mào)易有限公司”向銀行提供了保證擔保，騙取太原市高新技術開發(fā)區(qū)農(nóng)村信用社貸款３０００萬元，用于償還李某的個人債務。而提供保證擔保的公司并不具備為其他企業(yè)擔保貸款的能力，也沒有還款能力。［４０］由此可見，提供了保證擔保的情形，并不能使金融機構避免重大損失。
即使是真實的足額抵押擔保和質(zhì)押擔保，也不能完全保證金融機構不遭受重大損失。不可否認，在金融機構享有足額有效的抵押權或者質(zhì)押權時，如果借款人不能如期償還貸款本息，銀行隨即可以對抵押物、質(zhì)押物依法行使拍賣、變賣、折價、優(yōu)先受償?shù)葯嗬?。可是，在許多情形下，抵押物、質(zhì)押物可能無法拍賣、變賣，因而無法實現(xiàn)所謂優(yōu)先受償?shù)臋嗬??？赡苡腥苏J為，金融機構可以取得抵押物、質(zhì)押物，可是，抵押物、質(zhì)押物本身完全可能不是金融機構需要的財物。況且，金融機構發(fā)放貸款的目的不是為了取得抵押物或者質(zhì)押物。所以，在抵押權、質(zhì)押權難以實現(xiàn)時，根據(jù)實質(zhì)的個別財產(chǎn)損失說，［４１］應當認定金融機構遭受了重大損失。而且，即使可以通過抵押物、質(zhì)押物來享受優(yōu)先受償?shù)臋嗬?，但由于這種權利的行使需要很長時間，明顯影響金融機構信貸資金的運用，不能不認為給金融機構造成了損失。
第三，即使提供了真實的足額擔保，但在案發(fā)前沒有還本付息，也能夠認定為給金融機構造成了重大損失。例如，２０１２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３月期間，被告人童某某以其本人或他人的名義注冊、變更、成立共計１８家公司，其中１６家公司均系“三無”公司。嗣后，童某某偽造公司資產(chǎn)負債表、利潤分配表、現(xiàn)金流量表，編造投資項目，虛構購銷合同等相關貸款資料向橫峰縣農(nóng)村信用合作聯(lián)社（后更名為橫峰農(nóng)商行）申請貸款，從橫峰縣農(nóng)商行騙取貸款１８筆，共計金額人民幣１？？?。埃保硟|元。１８筆貸款中由江西省飛達擔保公司進行擔保的有３筆，用廠房、房產(chǎn)等抵押物進行抵押擔保的有１５筆，上述貸款均未按貸款用途使用，而是由童某某個人用于他處。案發(fā)前，童某某歸還貸款本金８７萬元，利息９３５？？?。埃踩f元。辯護人提出，本案１８筆貸款中有３筆提供了公司擔保，其余１５筆提供了抵押物抵押，不會導致銀行貸款資金無法歸還。盡管判決是以具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為由認定童某某構成騙取貸款罪，［４２］但本案事實表明，即使提供了真實的足額擔保，銀行也可能遭受重大損失。
第四，即使提供了真實的足額擔保，并在案發(fā)前還本付息，也可能認定為具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因而具備了客觀處罰條件。對此不必贅言。但是，凡是主張不以騙取貸款罪論處的論著與判決，要么完全回避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規(guī)定，要么只有不具有嚴重情節(jié)的結論而沒有任何理由，這恐怕不合適。
最后還需要說明的是，某種行為“是司空見慣的現(xiàn)象”，并不是否認這種行為符合構成要件的理由?！八究找姂T”的現(xiàn)象并不一定是好現(xiàn)象，相反可能是違法犯罪現(xiàn)象。況且，人們對“司空見慣”的現(xiàn)象也會得出不同的價值判斷結論。有理由認為，正是因為對某種行為不以犯罪論處，這種行為才成為“司空見慣”的現(xiàn)象。例如，我國的各種詐騙犯罪之所以“司空見慣”，就是因為我國司法機關過于縮小了詐騙犯罪的處罰范圍。如果一種犯罪的發(fā)生率較高，就提高犯罪的成立標準，只能導致犯罪越來越猖獗。概言之，通過縮小處罰范圍來減少犯罪，或許只是一種自欺欺人的做法。
（二）案發(fā)前歸還了貸款本息的情形
如前所述，有學者主張，行為人在案發(fā)前主動歸還本息的騙貸行為不構成犯罪。［４３］此外，地方司法文件中也能看到這樣的規(guī)定。［４４］
可以肯定的是，行為人編造引進資金、項目等虛假理由，使用虛假的經(jīng)濟合同，使用虛假的證明文件騙取貸款后，如果在案發(fā)前歸還了貸款本息，就不可能認定行為人“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但是，僅此還不能排除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因為《刑法》第１７５條之一還規(guī)定了另一種必須追究刑事責任的情形——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所以，在行為人于案發(fā)前歸還了貸款本息的案件中，除了需要判斷行為人是否實施了騙取貸款罪的構成要件行為以外，重要的是判斷行為人是否具備其他“嚴重情節(jié)”。
誠然，事后是否歸還貸款是判斷行為人有無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資料。如果行為人在案發(fā)前主動歸還了本息，一般就難以認定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而難以認定為貸款詐騙罪。然而，非法占有目的雖然是貸款詐騙罪的主觀要素，卻不是騙取貸款罪的主觀要素，解釋者不能根據(jù)事后是否歸還貸款這一判斷資料決定行為人是否構成騙取貸款罪，如同不能根據(jù)國家工作人員是否在三個月后歸還公款來判斷其行為是否構成挪用公款罪一樣。上述觀點事實上直接刪除了《刑法》第１７５條之一關于“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就要以騙取貸款罪論處的規(guī)定。即使是對騙取貸款罪進行目的性限縮，恐怕也只能是對“嚴重情節(jié)”進行嚴格限制，提高“嚴重”程度的標準，而不能直接刪除“嚴重情節(jié)”的規(guī)定。
（三）由擔保人還本付息的情形
在行為人編造引進資金、項目等虛假理由，使用虛假的經(jīng)濟合同，使用虛假的證明文件騙取貸款后，因為不能歸還而由擔保人代為歸還的，能否認定為騙取貸款罪？在司法實踐中存在完全相反的判決。
例如，２０１４年４月間，被告人彭某某伙同他人在北京市海淀區(qū)以北京洪源廣德科技有限公司的名義，使用偽造的房產(chǎn)證明，與北京銀行大鐘寺支行、北京海淀科技企業(yè)融資擔保有限公司簽訂《借款合同》《最高額質(zhì)押反擔保合同》等協(xié)議，由北京海淀科技企業(yè)融資擔保有限公司擔保從北京銀行大鐘寺支行獲取貸款人民幣２００萬元。貸款到期后，被告人彭某某未償還貸款。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１日，北京海淀科技企業(yè)融資擔保公司向北京銀行大鐘寺支行代償貸款及利息。法院認為，被告人彭某某伙同他人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貸款，情節(jié)嚴重，其行為已構成騙取貸款罪，判處有期徒刑２年，罰金人民幣５萬元。［４５］
再如，四川省東河食品有限責任公司以需為旺蒼縣儲備１０００噸豬肉為由向銀行申請地方儲備肉貸款１０００萬元。東河公司取得１０００萬元專項貸款后未將上述貸款全部用于購買儲備肉。貸款到期后，由匯通公司代為償還上述貸款本息。法院認為，東河公司雖然沒有虛構貸款項目，但其取得該專項貸款后并未全部用于購買儲備肉，在貸款用途上已欺騙銀行。公司負責人趙某在明知申報資料要客觀、真實的情況下，仍隱瞞東河公司虧損的重要事實，安排公司人員向銀行提供虛假財務報表、申請資料，從而騙取銀行貸款。本案中，東河公司采取欺騙手段取得銀行貸款金額達１０００萬元，屬于具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情形，其行為已構成騙取貸款罪。［４６］
由于擔保人代為還本付息，故不可能認定行為人給金融機構造成了重大損失，所以，類似認定行為構成騙取貸款罪的判決，都是以騙取貸款的行為具備其他嚴重情節(jié)為由，來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的。在本文看來，在“追訴標準”具有法律效力的前提下，上述判決具有合理性。
反之，認定騙取貸款的行為不構成犯罪的判決，在否定行為給金融機構造成了重大損失的同時，也否認了行為具備其他嚴重情節(jié)，但并沒有說明理由，或者理由十分牽強。
例如，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７日，被告人鄒某使用偽造的林權證在祁門縣源豐融資擔保有限公司作抵押，騙取該公司提供擔保，向中國建設銀行祁門支行申請貸款１００萬元。在申請貸款的過程中，被告人鄒某以原材料采購的名義，向中國建設銀行祁門支行提供了虛假的購樹協(xié)議。鄒某獲得銀行貸款后，將上述貸款用于歸還債務。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９日，銀行宣布該筆貸款到期，鄒某僅支付了１７２８３？？?。常吃J款利息。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０日，中國建設銀行祁門支行經(jīng)祁門縣源豐融資擔保有限公司許可，從該公司賬戶劃撥１０２４８４３？？?。埃苍?，償還了該筆貸款本金及后期利息。一審法院認為，被告人鄒某向銀行提供虛假的購樹協(xié)議，以欺騙的手段從銀行騙取貸款１００萬元，對銀行信貸資金安全造成巨大風險，破壞了國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屬于具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騙取貸款罪成立。［４７］二審判決則指出：“上訴人鄒某在實際管理控制祁門縣三川木業(yè)有限公司期間，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貸款１００萬元以上，其雖未歸還，但祁門縣源豐融資擔保有限公司已代其歸還了銀行的貸款本息，尚未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也不符合構成該罪的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幾種情形之一，故鄒某的行為不構成騙取貸款罪?！保郏矗福?/span>
可是，二審判決既沒有說明“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幾種情形”是指什么情形，也沒有說明為什么“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貸款１００萬元以上”這一符合“追訴標準”的情形，在本案中卻不屬于具有嚴重情節(jié)。不僅如此，本案被告人實際上還對擔保人構成合同詐騙罪，［４９］但檢察機關并沒有起訴這一事實，判決也沒有評價這一事實。
再如，被告人鄧某虛構貸款用途，向銀行申請貸款５００萬元。貸款到期后無力償還，最終由擔保公司代為歸還。一審法院認定鄧某的行為構成騙取貸款罪，［５０］但二審法院認為，被告人鄧某的貸款最終由擔保公司代為償還，并未給銀行造成實際損失，亦未利用貸款進行任何非法活動，未給金融管理秩序造成實際危害，沒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不構成騙取貸款罪，撤銷了一審判決。［５１］
上述二審判決，沒有說明為什么以欺騙手段取得５００萬貸款的，不屬于“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該判決似乎僅承認“利用貸款進行任何非法活動”屬于“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也有學者指出：“本罪處罰的主要是行為人基于非法使用目的而騙取銀行貸款的情形?！保郏担玻萑欢?，倘若行為人騙取貸款后利用貸款從事非法活動或者非法使用貸款，就使資金處于被依法沒收、追繳的狀態(tài)，通常會認定為貸款詐騙罪。例如，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１年１月２１日《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指出：“根據(jù)司法實踐，對于行為人通過詐騙的方法非法獲取資金，造成數(shù)額較大資金不能歸還，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４）使用騙取的資金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痹偃?，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３日《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４條規(guī)定：“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四）將集資款用于違法犯罪活動的……”。［５３］顯然，將資金用于違法犯罪活動是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資料。上述判決實際上將非法占有目的作為騙取貸款罪的主觀要素，使騙取貸款罪與貸款詐騙罪的成立條件完全相同。這顯然不妥當。［５４］
在刑法理論上，也有學者贊成上述判決，并提供了兩個理由：一是金融機構沒有財產(chǎn)損失；二是騙取貸款罪的被害人是金融機構而不是擔保人，或者說金融機構的信貸資金沒有危險。［５５］但是，這兩個理由并不成立。
第一，如前所述，騙取貸款罪的保護法益并非只是金融機構的財產(chǎn)，而是貸款秩序。即使騙取貸款的行為沒有給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但只要具備其他嚴重情節(jié)，就會嚴重擾亂貸款秩序，侵害騙取貸款罪的保護法益，應當以犯罪論處。擔保人代為還本付息的行為，是行為人的犯罪行為已經(jīng)完成后由他人實施的、事后的行為，不能影響對行為人的騙取貸款行為的刑事評價。［５６］
第二，在擔保人代為還本付息的情形下，將騙取貸款的行為認定為騙取貸款罪，并不是為了保護擔保人的財產(chǎn)。［５７］換言之，認定行為構成騙取貸款罪，既不是將擔保人財產(chǎn)損失作為金融機構的重大損失，也不是將擔保人的財產(chǎn)損失作為騙取貸款行為的嚴重情節(jié)，而是因為騙取貸款的行為“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所以，認為只要擔保人代為歸還貸款本息，行為人就不構成騙取貸款罪的觀點，實際上也自覺或者不自覺地刪除了《刑法》第１７５條之一關于“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就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規(guī)定。
第三，即使對騙取貸款罪的保護法益采取金融安全說與信貸資金安全說，但在不符合貸款條件的前提下騙取了貸款，這本身就對金融機構信貸資金形成了危險，只不過這種危險由于擔保人代為還本付息的行為而沒有現(xiàn)實化。但沒有現(xiàn)實化的危險仍然是一種危險，金融安全與信貸資金安全仍然受到了侵害。
（四）貸款到期日前有還款能力的情形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行為人不具有還款能力，金融機構就不會向行為人發(fā)放貸款。但是，不能據(jù)此認為，只要行為人客觀上具有還款能力，就不可能構成騙取貸款罪。
如所周知，詐騙犯罪中的欺騙行為，包括隱瞞自己內(nèi)心真實想法的欺騙行為。亦即，行為人就本人或者第三者的意思作虛假表示，從而使對方陷入或者繼續(xù)維持認識錯誤。德國刑法理論將這種意思稱為主觀的內(nèi)在事實（ｉｎｎｅｒｅ?。裕幔簦螅幔悖瑁澹郏担福?。例如，顧客在消費時無錢支付對價的“支付能力”（Ｚａｈｌｕｎｇｓｆ？ｈｉｇｋｅｉｔ）屬于客觀的外在事實；顧客在消費時沒有打算支付對價的“支付意愿”（Ｚａｈｌｕｎｇｓｂｅｒｅｉｔｓｃｈａｆｔ）屬于主觀的內(nèi)在事實。無論顧客是就支付能力的客觀事實進行欺騙，還是就支付意愿的內(nèi)心意思進行欺騙，都可能構成詐騙罪中的欺騙行為。［５９］又如，在合同詐騙罪中，行為人不具有履行合同的想法，但隱瞞這一想法與對方當事人簽訂合同，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即使行為人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也會成立合同詐騙罪。再如，行為人隱瞞不歸還借款的想法，向對方借款的，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借款詐騙。［６０］
不難看出，即使行為人具有還款能力，但只要行為人不具有還款的內(nèi)心想法，隱瞞這一內(nèi)心想法，亦即謊稱如期歸還貸款的，完全可能成立貸款詐騙罪。［６１］既然如此，具有還款能力的行為人，當然也可能構成騙取貸款罪。
從《刑法》第１７５條之一的規(guī)定來看，在貸款到期日前行為人具有還款的經(jīng)濟能力，但客觀上沒有歸還本息的，就已經(jīng)給金融機構造成了重大損失，當然成立騙取貸款罪；［６２］即使行為人在到期日前歸還了貸款本息，但仍然可能因為具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侵犯了騙取貸款罪的保護法益而成立騙取貸款罪。所以，將行為人具有還款的經(jīng)濟能力作為阻卻騙取貸款罪成立的事由，難以成立。
在本文看來，主張上述四種情形均排除騙取貸款罪成立的論者，基本上一方面認識到騙取貸款罪與貸款詐騙罪在目的上的區(qū)別，另一方面對騙取貸款罪的客觀方面的要求卻比貸款詐騙罪更嚴格。但這樣的觀點未必協(xié)調(diào)。
【注釋】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我國刑法修正的理論模型與制度實踐研究”（１６ＺＤＡ０６０）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１］參見張明楷：《騙取貸款罪的構造》，《清華法學》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第１８頁以下。
［２］有關立法機關工作人員對本罪的說明，參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刑法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條文說明、立法理由及相關規(guī)定》，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３１６頁；郎勝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釋義》，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６版，第２５９頁。
［３］參見孫國祥：《騙取貸款罪司法認定的誤識與匡正》，《法商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５６頁以下。
［４］參見史令珊：《騙取貸款罪的司法過度擴張與限制適用》，《湖北警官學院學報》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４６頁以下。
［５］郝川、歐陽文星：《騙取貸款罪：反思與限定》，《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３０頁。
［６］安徽省霍山縣人民法院（２０１４）霍刑初字第００１１１號刑事判決書。
［７］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第八版）》，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４１９頁。
［８］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原副主任安建《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六）（草案）〉的說明》。
［９］前引［２］，郎勝主編書，第２６０頁。
［１０］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qū)人民法院（２０１３）穗越法刑初字第４９７號刑事判決書。
［１１］周光權：《刑法各論（第三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５５頁。
［１２］前引［３］，孫國祥文，第５５頁。
［１３］山東省成武縣人民法院（２０１４）成刑初字第１５１號刑事判決書。
［１４］參見柳忠衛(wèi)：《騙取貸款、票據(jù)承兌、金融票證罪疑難、爭議問題研究》，《法學評論》２００９年第１期，第１１７頁。
［１５］前引［７］，高銘暄、馬克昌主編書，第４０２頁。
［１６］［日］桑原武夫：《文學序說》，孫歌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１９９１年版，第８８頁。
［１７］參見［美］Ｅ·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２７頁。
［１８］參見［德］喬治·恩德勒等主編：《經(jīng)濟倫理學大辭典》，李兆雄、陳澤環(huán)譯，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６１－３６２頁。
［１９］參見張明楷：《刑法學（第五版）》（上），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４６５－４６７頁、第７１９－７２０頁。
［２０］參見前引［１］，張明楷文，第１８頁以下。
［２１］參見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上冊），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０頁。
［２２］以下所稱騙取貸款罪的構成要件行為，是指《刑法》第１９３條所規(guī)定的構成要件行為。
［２３］參見陜西省略陽縣人民法院（２０１８）陜０７２７刑初１０５號刑事判決書；福建省平潭縣人民法院（２０１６）閩０１２８刑初１２８號刑事判決書等。
［２４］參見徐英榮：《改變貸款用途并欺騙撤銷抵押是否構成騙取貸款罪》，《人民法院報》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４日，第７版。
［２５］參見河北省承德市雙橋區(qū)人民法院（２０１８）冀０８０２刑初２５５號刑事判決書。
［２６］參見山東省菏澤經(jīng)濟開發(fā)區(qū)人民法院（２０１８）魯１７９１刑初６６號刑事判決，山東省菏澤市中級人民法院（２０１８）魯１７刑終２４８號刑事裁定書。
［２７］參見張小蝦：《冒充購車客戶抵押騙貸構成何罪》，《檢察日報》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４日，第３版。
［２８］參見湖南省湘潭縣人民法院（２０１６）湘０３２１刑初７８號刑事判決書。
［２９］參見湖北省宜昌市中級人民法院（２０１８）鄂０５刑終３３５號刑事裁定書。
［３０］參見山西省臨縣人民法院（２０１８）晉１１２４刑初２３１號刑事判決書。
［３１］參見陜西省府谷縣人民法院（２０１８）陜０８２２刑初４５９號刑事判決書。
［３２］參見遼寧省錦州市中級人民法院（２０１８）遼０７刑終２３４號刑事判決書。
［３３］參見山東省茌平縣人民法院魯１５２３２０４
［３４］孫國祥：《騙取貸款罪司法認定中的三個問題》，《政治與法律》２０１２年第５期，第４１頁。另參見前引［３］，孫國祥文，第５６頁以下；前引［５］，郝川、歐陽文星文，第３１頁。
［３５］前引［１１］，周光權書，第３５５－２５６頁。
［３６］只是符合基本構成要件的行為，不一定符合加重構成要件。
［３７］參見甘肅省靈臺縣人民法院甘０８２２５３
［３８］參見郭明瑞、房紹坤、張平華：《擔保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３頁。
［３９］王利明、楊立新等：《民法學》，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５４３頁。
［４０］參見山西省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２０１８）晉０１刑初３５號判決書。
［４１］參見［日］西田典之著、橋爪隆補訂：《刑法各論》，弘文堂２０１８年第７版，第２２０頁以下。
［４２］參見江西省橫峰縣人民法院贛１１２５７１
［４３］參見前引［３］，孫國祥文，第５６頁以下。
［４４］例如，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２０１４年印發(fā)的《如何處理當前刑事訴訟案件中亟待解決法律問題的會議紀要》指出：“對為了生產(chǎn)經(jīng)營、生活需要，向金融機構貸款，手續(xù)有一定虛假，但沒有給金融機構造成損失的，可以不作為犯罪處理?！?/span>
［４５］參見北京市海淀區(qū)人民法院京０１０８２２３８
［４６］參見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２０１４）川刑終字第６１７號刑事判決書。
［４７］參見安徽省祁門縣人民法院（２０１７）皖１０２４刑初４１號刑事判決書。
［４８］安徽省黃山市中級人民法院（２０１８）皖１０刑終４３號刑事判決書。
［４９］參見武曉雯：《“雙重詐騙”案件的定性與處罰——以欺騙不動產(chǎn)擔保后騙取銀行貸款為例》，《法學家》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第９３頁以下。
［５０］參見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２０１２）東中法刑二初字第１０號刑事判決書。
［５１］參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２０１４）粵高法刑二終字第２１２號刑事判決書。另參見安徽省黃山市中級人民法院（２０１８）皖１０刑終４３號刑事判決書。
［５２］何榮功：《社會治理“過度刑法化”的法哲學批判》，《中外法學》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５２８頁。
［５３］另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８日《關于辦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６條。
［５４］參見吳美滿：《情節(jié)類騙取貸款罪虛置的法哲學批判》，《中國檢察官》２０１５年第１３期，第３９頁以下。
［５５］參見張?zhí)K：《騙取貸款罪司法爭議問題研究》，《中國檢察官（經(jīng)典案例）》２０１７年４月下，第６頁以下。
［５６］參見湖北省大悟縣人民法院（２０１８）鄂０９２２刑初２０２號刑事判決書。
［５７］如果行為人虛構事實、隱瞞真相，欺騙擔保人為其提供擔保，就此以（合同）詐騙罪論處，則是為了保護擔保人的財產(chǎn)。
［５８］Ｃｒａｍｅｒ， ｉｎ：?。樱悖瑁浚睿耄澹樱悖瑁?？ｄｅｒ，?。樱簦颍幔妫纾澹螅澹簦猓酰悖?，?。玻叮。粒酰妫欤?，?。茫。龋。拢澹悖耄。玻埃埃?， Ｓ？？ ２０５５？？
［５９］Ｗｅｓｓｅｌｓ／Ｈｉｌｌｅｎｋａｍｐ，?。樱簦颍幔妫颍澹悖瑁簦拢澹螅铮睿洌澹颍澹颍裕澹椋欤?，２３． Ａｕｆｌ． ， Ｃ．?。疲。通梗欤欤澹颍。玻埃埃?， Ｓ？？?。玻埃?？？
［６０］參見［日］飛田清弘：《詐欺罪とその搜查》，立花書房１９７８年版，第１１頁以下。
［６１］參見張明楷：《詐騙罪與金融詐騙罪研究》，清華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５２９頁。
［６２］一種觀點認為，“逾期還款的數(shù)額不是騙取貸款行為造成的損失，金融機構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或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后產(chǎn)生的未能償還的貸款本息，才是騙取貸款行為造成的損失”。（前引［５］，郝川、歐陽文星文，第３３頁）。本文不贊成這種對被害人極不公平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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